中国江苏网7月5日讯（通讯员 月飞 记者 郭蓓）今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成立八十九周年。本网此前报道了省近现代史学会会员、南京城市史研究者胡卓然有关于此体育组织的考证发现：1924年7月5日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校园里的化学教室成立的这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作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国家奥委会，先后组织代表团参加了1932年、1936年和1948年的三届奥运会，为中国运动员登上奥运的舞台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而位于东南大学校园里的该组织成立处，也堪称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发祥地。明年青奥会举办前夕，中国国家奥委会将迎来它的九十华诞，这也是历史给南京的一份独特纪念。近期，胡卓然又有了新的发现：新中国奥委会的“根”也源自南京。 中国奥委会成立曾长期成谜 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会籍”，法律意义上是一个从历史延伸到今天的“席位”，没有发生过“重新入会”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决定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新中国的国家奥委会。1952年7月14日，为了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权问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严正声明新中国奥委会“系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之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1947年当选中国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成为新中国出席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代表团总指导、副团长，后来了担任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 从延续的这个角度来说，追溯新中国奥委会的“根”，应该看历史上的中国奥委会究竟始于何时何地。于是，历史研究的目光首先应该聚焦南京。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4年7月5日在南京成立之时，是否已成为了中国的国家奥委会？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此问题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体育史上的一个迷案”，该问题也即“中国历史上的奥委会始于何时何地”问题的重中之重环节。 董守义建国后明确回忆：“中国的体育组织正式和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是在1931年，在这一年国际奥委会承认我国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1931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体协为中国国家奥委会后，中国运动员就可以开始参加奥运会了”。董守义的说法此前几十年也一直是史学界的主流认识。但是，也存在了这样一种说法：1922年4月3日在北京召开“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6月7~10日国际奥委会第21届巴黎年会中承认该组织的的会籍。1922年当选的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担任了该会的主席。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取代了该会的国家奥委会地位。 根据体育史学界查看的国际奥委会1926年4月公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的通讯地址当时已明确被记录为当时“中国奥委会”的通讯处地址，这一份历史文献让“1931年说”已几乎不能成立，“1922年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曾任中国体育史学会理事、上海体委文史办主任的蔡扬武研究这个问题时曾提出：“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成立，按理它一成立就应该是中国奥委会……奇怪的是在协进会的文件中并没有它一开始就是中国奥委会的任何记载”。胡卓然为了揭开“中国历史上的奥委会始于何时何地”之谜，一直在浩如烟海的民国文献之中寻，近期终于第一次用详实的史料勾勒出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应曾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是民国初年控制中国体育事业的外国人士和中国体育界联合发起的一个体育组织。根据曾任民国奥委会秘书长、民国体育界领袖之一沈嗣良的记述，1922年4月3日成立后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实际上全由青年协会干事、美(国)人葛雷博士主持……热心人士乃盛倡国人自主，亟应组织全国合法的体育机关”。这个归美国人负责的体育组织没有报备当时的中国政府进行正式登记，本身也没有地方组织的根基，当然不能成为中国体育的代表，国内体育人士普遍否认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为中国合法的体育总机关，也才有后来到1924年中国体育人士在南京成立“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实现“华人自管体育事业”的盛举。 但“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应该在1922年成立后，单方面通过当时控制中国体育事业的几个外国人与国际奥委会进行了沟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认可为中国奥委会。国际奥委会于1916到25年之间未发行公报，1922年是否有被国际奥委会认可的中国奥委会，目前情况下仍难彻底查证。但从国际奥委会1926年4月的公报记录中国奥委会开始，一直到1947年7月的公报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英文名称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其实都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直译。这从一个侧面显示，最早在国际奥委会登记会籍的应该是美国人主持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这是有历史缘由的。实际上，国际奥委会早在1915年即希望中国能够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据当时著名教育家杨贤江的回忆，1915年“万国运动会(指国际奥委会)曾有电报来上海……将来万国运动会总干事部，中国得派遣代表参与会议。下次万国运动大会之时，中国亦得派运动员前往预赛云”。但国际奥委会奥委会的期望受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2年欧洲局势已平稳，恢复与中国的沟通自是成为急务。这样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认可”也属情有可原。 向国际奥委会声明新中国奥委会“系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之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的电报内容。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成立时确已成为中国奥委会 1924年7月5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校园成立后，有“中国奥运第一人”美誉的著名教育家体育界领袖张伯苓，随即在组织成立处——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内发言宣布：“中华民国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即于今日正式成立”。 有“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登记会籍在前，取代其地位的合法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4年7月5日成立于南京时，从合法性的角度应该从一开始即成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那么，困扰了历史学界的“协进会的文件中并没有它一开始就是中国奥委会的任何记载”问题又作何解释呢？ 胡卓然从民国文献里最后找到了圆满的答案，这份文件其实是存在的，只是一直没有被学界挖掘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即发布官方文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于国内外体育工作之范围》。《范围》里“国际关系”上的第一条即：“奥伦匹克运动会会员”。(奥伦匹克是当时对于奥林匹克的一种音译)；《范围》里“国内工作”的职责里有“选择中华代表参加世界运动会(世界运动会即当时国内对奥运会的通用名称)”。 这份珍贵历史文献成为最关键的史料证据，证实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从1924年成立的当年，即以“奥委会”的身份承担了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 实际上与这份史料呼应的还有一份很关键佐证，董守义本人也曾明确提出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即获得国际奥委会认可。1956年3月18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委员”董守义的回忆记载，证明了该协会成立的意义：1924年，中国全国性体育组织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奥委会确实1924年7月5日成立于南京 以上的新发现廓清了历史的迷雾，也引出了新的问题：国际奥委会“会籍”登记问题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究竟是怎么和“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进行衔接的呢？胡卓然发现历史的亲历者给出了答案。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著名体育界人士，当时在上海、苏州的院校担任体育主任，后来成为台湾著名体育史学者的朱重明曾“指称”：1923年“有人提议收回体育领导权，重组体育机构，但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已取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会员国，除非自行取消，否则无法另立新机构，并须说明从前中国体育人材缺乏，所以代为负责主持，现在中国人自己可以负责，根据以上理由先派代表与该会交涉，该会负责人允报国际奥委会自行取消”(馕闹摇吨泄倌晏逵贰罚ㄍ迳涛裼∈楣?967年版)。 据朱重明的上述记述可知，“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前，先向国际奥委会注销了组织登记，会籍登记随之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成立时又开始重新延续。 胡卓然还发现，为了变通解决衔接的问题，先登记会籍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其实在1924年7月5日当天，名义上合并进了成立于南京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4年7月14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刚刚满十天，体育界即通过报纸发布《国人对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应具的态度》：“本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是业余会和协会二团体合并组织的。今本会即已成立，业余会和协会，在法律上、事实上当然取消，决无存在之可言。全国体育的总机关，就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协会”实际是指“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的筹备机构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 两个组织通过这样的变通办法，实现了会籍登记“无缝对接”。“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虽先取得了国际奥委会的认可，但其并不是合法的的“体育总机关”。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登记，其实属于真正的“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未获成立之前，预先办理了手续，1924年7月5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于南京，“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成立的同时，通过变通办法延续的会籍从这一天随之生效，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奥委会就此成立了。 1924年7月5日的南京，也就此成为了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起跑线。从起跑线出发的宏大事业一直延续，经历了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第一次获得奥运会金牌、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岁月，到了明年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南京举办时，恰是“起跑”整整九十年。 协进会档案里1926年收到的国际奥委会文书，是早起国际奥委会和中国沟通的历史证明。
